[123]萨默赛特（James Somerset）是1749年被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奴隶，在弗吉尼亚被卖给苏格兰商人和奴隶贩子、后来当了海关官员的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实际上提到了劳动权，并以此作为论证的依据。民法上一般人格权是宪法上一般人格权间接适用于民法的产物，同时，《民法典》规定一般人格权成为民事立法者落实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结果。
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条款，判决原告胜诉。在这一前提下，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通常是作为对比或参照而出现。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体现了德国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桎梏，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则存在原理上错误，均无法证立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相较于第三人效力或水平效力的理论，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所涉及的与其说是基本权利介入私法的问题，毋宁说是私主体的行为在何种特殊情况下应视为公法行为而受宪法拘束。在我国，基本权利与私法议题首先聚焦的并非世界范围内核心关注的私法宪法化,而是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尤其是宪法的司法适用。
[58]参见杜强强:《劳动权的规范构造及其第三人效力——再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伤概不负责的批复》,载《北方法学》2018年第5期。在我国，伴随着人权观念的普及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一系列实践争议的引导下，对基本权利与私法议题的研究逐渐兴起，迄今已有相当的积累。涉及到赔偿问题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比率算是体现主要责任，什么样的比率算是体现次要责任呢？这样的问题在司法案件中经常存在。
FERC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电力公司应该对由于鱼的死亡给密歇根州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司法不可能是纯粹数学程序化的论证，而更多的是要有价值评判标准的参与，这是司法过程应当注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司法过程中采用何种数学知识论证何种法律命题，诉讼参与人都可以自行决定（能不能被法官所认可或者接受则是另一回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源于其对社会生活的长期观察和总结，但这种表述也可以用数学方法来描述。
所以却伯认为这个案件运用数学方法是失败的，而且带有严重偏见。所以，从普遍性上看，对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的运用还得进行方法论上的反思。
在民事案件当中，经常有所谓的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概念出现。所以，即使是千万分之一的不确信率依然是一种不确信。恩格斯曾说：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中产生的。而法律的本身最是讲究条理的明析，而在审判案件应用它的时候，又最注重搜集及调查证据。
布兰代斯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开创了诉讼方法的新时代。P（E|not－X）表示在杀人凶器上找到了疑似被告的掌纹痕迹，但被告不是杀人凶手的概率。后来，抽样方法越来越为人民所接受，法院也逐步接受抽样方法。毫不夸张地说，数学无处不在。
但由于数学命题与规范命题的差异，以及法律解释自身的特殊性，数学思维在解释中的‘运用，终究只是一个表象、一种修辞。这种想法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就从自然科学那里借来的错误观念。
所以，诉讼参与人面对的法律问题越是复杂、抽象，越有可能运用数学方法。从这个层面来说，即使在科学层面上通过推论形成的东西，并非在司法审判中就一定能够成立，这是司法的特性所决定了的，正如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在柯林斯一案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数学公式可以证明能排除以下合理疑点：（1）有罪一方的当事人事实上拥有人们举证的特征，或者甚至（2）在相关区域仅存在一位具备这些特征的当事人。
这个难题在1997年的婕斯（Geressy）诉数字电气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案中有了新的解答思路。比如，在张廷权故意杀人案当中，法院支持的证据有：生物物证鉴定意见证实：在送检的张廷权家院中央地面可疑血迹、张常青家院门前地面可疑血迹中检出人血反应，经str分型检验及遗传统计学分析，支持上述血迹为张某丙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但是，在诉讼中，密歇根州政府反对这种计算方法，认为数据太少以致不能确定偏度，并建议使用算数平均值来代替几何平均值。以诞生于人类行为经验总结的理论解释规范人类行为的现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行性和必然性。美国的都斌（James E. Durbin）教授曾通过研究指出，在一些财政收入较差的州所在的公立学校，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只有平均577.49美元，而财政税收较好的州的公立学校花在学生身上的钱平均是1231.72美元。从人类理解大自然的努力中，从人类为物质世界出现的混乱事件注人秩序的努力中，从人类创造美的努力中，从人类为满足健全的大脑锻炼自身的灵性的努力中，从人类所有这些努力中积淀的精密的思想，正是人类智慧最纯净的升华。
在司法过程当中过度运用数学方法，有可能使得司法规律遭到不合理的破坏。第三个层面则是通过数学方法来实现司法规则的建构，比如在侵权行为当中由何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这是一个需要建构的制度性问题，数学方法在其中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论证作用。
法院根据标准案件所确立的双倍标准差的区间，设立赔偿金的可容许变差，是假设在每个案件中，除了抽样变异外，伤痛和折磨都是相同的、可允许的且和婕斯案中的伤痛相似的。人类基于自身特有的理性，对已有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升，创造出了数学学科。
西方文明的兴衰与理性精神的强弱紧密地互相联系着。样本算数均值等于样本中所有观测值的和除以样本容量n。
所以，虽然有学者从文化的层面论证过法律的发展受到了数学的影响，但是这并不等于司法审判就一定会运用到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案情是：在市区的一水沟中发现一具女尸，现有证据表明死者在案发当晚与其男朋友发生过激烈争吵，而且他在其他地方已经施打过她，在疑似被告用来刺杀死者的小刀上还发现了与其相似的掌纹。在人类历史上，早就有了用基础数学规范诉讼证据的法律。国内学者中，研究数学如何在法律科学中应用的成果也并不罕见。
（2）伯克教授所说的正相关关系或许存在，但是这一结论是基于少数极端地区得出的，所以这一结论不足以推广至整体。但总的来说，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知识，生命力会更强，也更容易有说服力。
当然，原告方也可以不使用这样的方法，而是用其他证据来证明选举投票的集团化倾向。因此，通过法律论证寻求司法的可接受性已经成为现代司法的重要准则。
这是因为，数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和领域对人类的其他学科能够提供足够的智慧支持。可见，在法律论证中注意价值因素，实质上就是注重人性本身。
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的法律结论，具有强逻辑意义上的可接受性。正如芬克尔斯坦和费尔利所意识的那样，即使只有十万的潜在嫌疑人，也能找到将近100位具有该掌纹痕迹的人。其实，博弈论也是用数学分析法律责任的一种重要理论，法律经济学理论多有讨论，本文不再赘述。原告方提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其中因变量为工资，解释变量是教育、工作经验、学院的任期和年数、行医执照、论文发表速度和详细的分科类别等因素。
为此，原告提出了两个回归方程组成的生态回归模型，第一个回归模型是：Yh=ah+βhXh+εh（Yh表示西班牙裔候选人的预期投票率，以选区中的记名选民的百分比表示。当然，千分之一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统计数字。
霍姆斯也曾对数学在法律研究中的重要性有过说明：就理性的法律研究而言，或许白纸黑字的解释法律是当代人的（主要任务），但未来却是统计学人与经济学人的天下。所以，当我们考察受数学影响的领域，以及数学为我们在这些领域中提供的部分或全部的方法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称数学为一种通向物质、思维和情感世界的方法。
换言之，他们假设在找到留有疑似被告痕迹的小刀的前提下，被告实际上没有使用小刀刺杀其女友的概率等于随机选择的人中具有与被告类似指纹的概率。所以，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将特定事实与法律规范结成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链，从而完成神圣的裁决任务。